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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1-14 14:55:41【3409754】
那它就会形成专断。”她认为,辩护人和公诉人的目标其实是一致的,都是为了保障人权,准确地打击犯罪。“不要老是把辩护人、律师弄得好像跟敌对人物一样。”她说,侦查、公诉机关确实做了大量的工作,“但出一个像佘祥林这样的案子,对整个司法权威是多大的损害?”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她认为现行的《刑诉法》体现出的辩护权太弱,因此草案要加强辩护权在刑事诉讼各个环节制衡公诉权的能力。建议死刑复核通知律师针对草案中“最高人民法院复核死刑案件可以讯问被告人”的规定,她认为“可以”应该改成“应当”。“死刑复核案件应该不是很多的,而且是剥夺生命这样的极刑,最高法院还书面审、不见被告,起码显得不够审慎,不够严谨。”草案还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应当将死刑复核结果通报最高人民检察院。陈舒感到有些遗憾:“没说应该通知律师。”她说,有律师就遇到过这样的事,“人已经被枪毙了,律师还不知道。家属接到通知去领骨灰了,律师还以为判决没有下来。”陈舒说,当事律师痛哭流涕,“没脸面对当事人的家属。” 国际在线消息: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新闻中心3月9日(星期五)上午10时在梅地亚中心多功能厅举行记者会。农业部部长韩长赋,农业部总经济师、新闻发言人陈萌山就“推进农业科技进步,促进增产增收”的相关问题回答中外记者的提问。 记者: 我的问题是,去年中央财政对“三农”的支出超过了一万亿元,其中对农业的生产性支出预计在5000亿元左右,按全国粮食总产11400亿斤的总量计算,平均每生产1斤粮食,中央财政的支出超过了0.4元。可是据我们在基层了解的情况来看,很多种粮农民对农机、水利、社会化服务方面存在着缺失,尤其是我们常说的“最后一公里”现象,韩部长,您觉得我们财政资金使用管理方面存在哪些问题?对这些存在的问题将采取哪些措施?谢谢。 韩长赋: 谢谢你。我理解,你提这个问题实际上是怎么样继续增加对农业的政策支持,包括强农惠农富农政策,并且使这些政策能够真正落实到基层、落实到农民。我回答你这个问题。 韩长赋: 应该说,这些年中央高度重视“三农”问题,新世纪以来中央连续发了9个1号文件,形成了关于“三农”包括强农惠农富农一整套的政策体系,而且力度在不断加大。像你方才讲的,去年中央财政“三农”总支出超过1万亿,今年在去年的基础上又增加了1800多亿,特别是对农民的“四补贴”,包括种粮补贴、良种补贴、农资综合补贴,农资综合补贴是随着农资价格上涨每年调整增加的,还有农机购置补贴,今年按照预算中央财政达到200亿,应该说力度在不断加大,数额也到了不小的规模。 韩长赋: 当然,我也认为,和现在农村农业生产当中遇到的困难和生产基础薄弱的需求相比,这个投入还得增加,还是不能满足基层生产和农民的需要,国家也在为此做努力。所以今年在“四补贴”方面,在农业技术服务方面,都有新的增加。 韩长赋: 在这个基础上,确实有一个怎么样把这些政策落实好,真正落实到千家万户。这些年来,财政部、农业部等有关部门采取了很多措施,尽可能减少环节,能够直接到基层、直接到农民,对农民的补贴绝大多数都是直接打到农民的卡里,包括生产资料的补贴、种粮的补贴。像今年,提前预拨了1300多亿,因为农民要买化肥、买种子准备生产,及时、足额地发下去。当然,也确实有落实得不好的情况,媒体上也说过,有极少数的地方存在截留甚至冒领的情况,说明我们在落实政策方面还要加大工作力度,把我们的工作做好。 韩长赋: 这里面概括起来有这么几条:第一,进一步增加对农业的投入,对农民的支持,来提高我们的强农惠农富农政策的力度。第二,搞好宣传,让农民都知道政策。第三,强化政策的执行。第四,加强监督,包括对违反政策、截留政策方面的问题查处。通过这几条把我们的政策落实好。我也欢迎媒体界的朋友们对违背政策、截留政策甚至贪污政策的违规行为给予曝光,我们是发现一起坚决查处一起。 韩长赋: 前不久,媒体朋友们反映的情况我们都在查。通过这些,我们真正把中央的政策能够实实在在地、不打折扣、不缩水地兑现给农民。 全国政协十一届五次会议于3月9日上午9时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多名政协委员将就有关议题作大会发言。以下是大会实录。全国政协十一届五次会议于3月9日上午9时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多名政协委员将就有关议题作大会发言。中国网实时报道,敬请关注!政协委员们正陆续进入人民大会堂。十一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万钢:各位委员,现在开会。今天大会的执行主席是王刚、帕巴拉·格列朗杰、白立忱、李兆焯、黄孟复、万钢、厉无畏和罗富和。出席今天大会的还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德江同志,以及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让我们表示热烈的欢迎。万钢:政协十一届第五次会议大会发言一共安排三场,今天上午会议的议程是进行第一场大会发言,共有16位委员发言。首先请刘克崮委员发言。宋晓梧委员准备。国家开发银行顾问、原副行长 刘克崮:我的发言题目是:加快财税体制改革调节国民收入分配。1994年财税改革理顺了国家与企业、中央与地方的分配关系,财政收入占GDP比重以及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双提高,形成了适应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财税体制框架,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作出了重要贡献。回顾我国三十多年的改革历程,主要是围绕提高经济效率进行的,而基于社会公平的改革未深入展开,收入分配领域出现了结构性失衡。国家开发银行顾问、原副行长 刘克崮:一是国民收入分配中,住户部门占比不断下降。据统计局数据,在我国企业、政府和住户三大部门中,1992至2008年住户部门初次分配比重从66%下降到57%,再分配比重由68%下降到57%,呈双降趋势。这有其历史客观性,符合阶段性改革初衷,但如持续下去,将加重利益分配结构失衡,产生较大负面影响。如何遏制这种趋势,逐步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和“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是当前面临的突出问题。二是居民收入差距拉大。据研究:2000年我国城乡居民人均收入之比为2851,2010年达到3451;我国基尼系数在2000年就超过04的国际警戒线,城镇和农村居民内部,基尼系数也在提高。三是在国民收入分配中,企业部门(包括金融和非金融)占比明显上升,垄断企业尤为突出。1992至2008年企业部门在初次分配中的占比由17%上升到25%,再分配中的比重从12%上升到22%。2006年,我国企业部门在再分配中的比重为19%,是同期经合组织成员国(OECD)平均水平(7%)的25倍,除正常影响因素外,也有超常因素,如垄断性超额利润,资源类超额收益,国企利润上缴国家不多等。四是在政府间收入分配关系中,县乡财政困难。1994年分税制改革规范了中央与省级政府间的分配关系,但其后未能在省以下地方政府展开,地方税体系尚未形成,转移支付制度不完善,地方政府财力与事权不匹配问题突出。下一步要加快深化财税体制改革,调节国民收入分配结构,提高住户部门国民收入分配占比,缩小居民收入差距,降低企业部门占比,提高基层政府基本公共服务能力,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社会和谐稳定。建议如下:一是降低间接税比重,提高住户部门占比。我国间接税占税收总额的比重达60%以上,而与我国税制结构类同的欧洲国家在35%以下。间接税虽利于财政收入,但会加大中低收入者实际纳税负担。应借营业税转增值税改革之机降低间接税占比。二是提高直接税比重,缩小居民收入差距。坚持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改革方向,在尽快实现按家庭为单位扣除基本生活费的基础上,扩大个人所得税覆盖面。拉大税率级次间距,降低中等收入阶层税率。适时降低股票印花税率,同时对短期股票转让收入恢复征收所得税,并给予一定扣减额。发挥房产税调节居民财产和财产性收入差距的作用。三是稳定并适度降低企业部门占比。强化资源超额收益税,提高垄断性国有企业的利润上缴水平,降低准入门槛。必要时,将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一部分用于支持社会保障。四是加快地方税体系建设,优化转移支付制度,完善分税制。完善房产和资源税制,逐步将房产税和资源税分别培育为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地方税的主体税源。对大众基本居住性房产免征房产税。在现行中央转移支付框架下,借鉴德国等国际经验,改进转移支付办法,提高一般性转移支付比重;减少项目、简化程序,降低专项转移支付比重。分步差异化推行省直管县财政体制,试行省直管县的行政配套改革。财税支出和收入政策应继续对民生及小微经济体和小微金融机构给予支持。五是实行信息共享。加强全国和各部门信息系统建设,逐步覆盖全部个人、企业。建立部际联席会制,尽快实现税务、公安、工商、社保、住房、金融等部门的有条件、有约束、可控制的信息共享制度,为财税改革和提高政府效率奠定技术基础。谢谢大家。万钢:现在请宋晓梧委员发言。请吴一坚委员准备。国务院振兴东北办原副主任 宋晓梧:各位委员,我发言的题目是《合理划定界限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2011年是“十二五”开局之年,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但结构调整步履维艰。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增长模式,“十五”、“十一五”就提出来了,至今进展缓慢,事实说明有待改革攻坚,尤其需要界定政府和市场界限,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如果说,前一阶段中国经济发展的突出特色是政府行政主导,这一运作方式能集中各种资源把GDP搞上去,那么在新的发展阶段,应当看到这一运作方式导致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剪不断”,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理还乱”。一些人认为,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密码”。单纯从GDP增长的角度看,地方政府竞争居功甚伟,但积累的一系列的问题日渐显现,如重复建设、产能过剩、资源浪费、环境污染等。尤为严重的是,地方政府成为资源配置的主体,模糊了政府与市场的边界,还为权钱交易提供了广阔的平台。近年来,地方政府公司化的倾向愈演愈烈,层层分解下达或变相下达GDP、投资、招商引资、重大项目等各种经济指标。为了完成这些经济指标,有的党政工团齐动员,有的层层考核到街道。地方政府成为资源配置的主体,使宏观调控发生严重扭曲,国家调控的对象主要不是市场而是地方政府。地方又普遍追求高增长、大投资,中央为了保证地方高指标所需的煤电油运,实际形成地方调控中央的局面。以“十二五”规划中GDP增长指标为例,中央预期7%,各省、市、区的指标加权平均为10.5%,比中央的高出50%。这种状况普遍出现,责任不在地方,而在相关体制机制不适应发展方式转型的要求,这也表明体制机制不改不行了。界定政府,包括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与市场的边界,涉及行政体制、财税体制、外贸体制、土地制度、分配制度、价格机制以及社会管理等众多领域。当前可以先从四方面入手逐步破题:一、建立统一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建议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公共设施基本完备作为衡量省、市、区是否协调发展的主要指标,尽快取消地方的GDP、投资等规划指标,不再把这类经济指标作为地方政府政绩考核内容,以利于保证全国政令统一、市场统一。对于近年来已经形成的20多个国家级区域规划,建议“十二五”时期中央突出抓好西部大开发,对于其余跨省的重在指导,省内的由各省自行协调。要警惕过多的国家级区域规划形成层次不等、种类繁多、画地为牢的各类财税、土地、外贸等优惠政策,助长地方政府主导的区域性GDP竞争,结果反而割裂了全国统一市场。地方政府要确保中央方针政策和国家法律法规的有效实施,加强对本地经济社会事务的统筹协调,提供各项公共服务,维护市场秩序和社会安定。二、明确划分各级政府事权财权。按照公共财政框架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要求,明确界定各级政府的事权,落实与之相匹配的财力。建议逐步将基本公共服务事权适时适当集中到中央,由中央统筹平衡各地基本公共服务的标准,并建立全国统一的基本公共服务经费保障机制。尽快将各级政府间财税关系、责权划分等基本制度以法律形式加以规范,限制中央政府部门的自由裁量权,杜绝“跑部钱进”的弊端,同时减少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三、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加快推进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政府与社会组织、市场中介组织分开。把不该由政府管理的事项如企业经营决策等,坚决转移出去;把该由政府管理的事项如基本公共服务等,切实管好。以制度保证充分发挥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基础性作用。四、大力发展和规范社会组织。我国现在已有40多万个社会组织、中介机构,但绝大多数存在“官办、官管、官运作”的现象。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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